国保山西·映像高平｜姬氏民居中的元朝剪影

山西高平，这片上古神话与历史烽烟交织的热土，有着“中国(zhōngguó)古建博物馆”之誉。22处国保(chùguóbǎo)单位星罗棋布(xīngluóqíbù)，每一处都是文明密码的载体。跟随我们的镜头，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。 高平(gāopíng)22处国保单位地图。 　　在(zài)高平市陈区镇中庄村，一座隐匿(yǐnnì)村落中的(de)元代民居已历经(lìjīng)七百多年(qībǎiduōnián)风雨，木构的梁架、斑驳的砂岩石柱，都在无声诉说着中华营造技艺的精巧。这座被称为“姬氏民居”的建筑，修建于元至元三十一年(1294)，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且唯一具有确切纪年的民居建筑。姬氏民居不仅为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断代与研究提供了(le)典型标本，更是打开元代祖先生活之门的钥匙。 姬氏民居(mínjū)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。 　　在中华建筑文明的恢弘图卷中，官式建筑始终占据着(zhe)特殊地位。这类由官方机构主导营造的建筑形式，严格遵循历代颁布的营造规章(guīzhāng)，涵盖宫殿(gōngdiàn)、坛庙、陵寝、官署及敕建寺观等类型。它们凝结(níngjié)着古代匠作体系的技术巅峰，屋顶的形制、开间的数量、彩画的纹样……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体建筑的美学成就(chéngjiù)，更是古代礼制精神和权力的展演(zhǎnyǎn)。 定林寺(dìnglínsì)山门（局部）。 　　与官式建筑(jiànzhù)(jiànzhù)不同，民居(mínjū)建筑构筑着最贴近民生(mínshēng)的生存图景。区别于官式建筑的宏伟与精致，传统民居背后，隐藏着中国人在建筑上的造诣与祖先留下的痕迹。那些承载着千年文明的传统民居，不仅是砖瓦木石的堆砌，更是中华民族血脉传承的载体。 　　姬氏民居的一块门枕石上题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大元(yuán)国(dàyuánguó)至元三十一年岁次甲午……姬宅置石匠天党……”。这段文字(wénzì)如同建筑的“身份证”，将模糊的历史瞬间(lìshǐshùnjiān)定格，也让这座险些湮没于乡野的老宅，成为专家学者进行研究的重要实物史料。 　　姬氏(jīshì)民居坐北朝南，建在一个高42厘米的砂岩石台基上，建筑面阔三间(sānjiān)，进深六椽。柱子为石质砂岩，柱头是四铺作斗栱，无补间铺作。屋门开于明间(míngjiān)，即正中心，但后退了一廊，与内柱成一线。两次间则(zé)与檐柱齐，各开有大窗户一扇。悬山式屋顶，举折平缓。屋脊不是五脊六兽，仅使用(shǐyòng)一条陶质捏花正脊。整个建筑给人以历经沧桑、稳重古朴、简洁严整的感觉(gǎnjué)。 砂岩石台基（建筑(jiànzhù)底部）。 　　整座民居“凹”字形的(de)布局暗合“前堂后寝”的礼制(lǐzhì)(lǐzhì)规范，却在东西厢房的尺度中(zhōng)透出平民生活的烟火气。这种礼制规范与民间实用主义的交融，同样存在于砂岩石柱的素朴肌理中。既遵循营造法式的尺度规范，又具有就地取材的粗砺质感，这可能就是七百年前普通匠人的建造美学(měixué)。 　　元代以前，我国古建筑中的柱子明显的向平面中心微斜，《营造(yíngzào)法式(fǎshì)》称之为“柱侧脚”，并明文规定各面斜度，用以调整视角差并使房屋更为(gèngwéi)稳定。《营造法式》规定:“凡主柱，并令柱(bìnglìngzhù)首微收向内，柱脚微出向外，谓之侧脚”。明以后，此种作法渐消，清后期(hòuqī)则很少采用侧脚的作法，以至于《清式营造则例》通篇不提侧脚一词。 　　姬氏民居的柱子(zhùzi)平面呈正方形抹四角，每个斜面都做成外凸弧形，并饰以弧形棱边。柱高270厘米(límǐ)，下边长为(zhǎngwèi)30厘米，上边长为27厘米，收分(shōufēn)明显，并可看到明显侧脚。这种柱子的建造方式明显呈现出元代以前的建筑风格。 　　柱础同样是确定民居诞生(dànshēng)年代的重要实据。祁英涛在《怎样鉴定古建筑》中(zhōng)明确指出:“元多为素覆盆式。”宋金建筑多用覆盆式宝装莲瓣础，明清则种类繁多，或鼓形，或兽形，或正方形(zhèngfāngxíng)，无论(wúlùn)何种皆精雕细刻(jīngdiāoxìkè)，唯元代建筑多用素覆盆式。姬氏民居所用柱础正为素覆盆式，符合元代建筑之风格。 　　细数古建筑之精美构件，斗拱占据一席之地，从战国时期的雏形到明清的功能转型(zhuǎnxíng)，这一(zhèyī)木构体系始终(shǐzhōng)承载着超越建筑本身的象征意义。 　　斗拱上承屋顶，下接立柱，承上启下，作用不凡。在古时，斗拱的层次越多越大，表明建筑等级越高，主人的身份地位越显赫。直到明朝初年，明太祖朱元璋下令(xiàlìng)斗拱在民间不准(bùzhǔn)使用(shǐyòng)，《明史》“卷六十八”“志第四十四”“舆服四”“臣庶室屋制度(zhìdù)”中(zhōng)记载：“庶民庐舍：洪武二十六年定制，不过三间，五架，不许用斗栱，饰彩色。”民居(mínjū)+斗拱的特殊组合，代表了姬氏民居在建筑史上的特殊地位。 　　除斗拱外，门簪也是(shì)不得不提的构件。门簪是中国传统(chuántǒng)建筑的大门构件，主要作用是将安装门扇上轴所用连楹固定在上槛的构件，同时也具有装饰效果(xiàoguǒ)。 　　门簪的(de)样式多样，装饰以图案或文字。这些图案和样式不仅美观(měiguān)，还体现了主人(zhǔrén)的身份和地位(dìwèi)。古代“门当户对”中的户对，指的就是大门上的门簪。一般宅门上只有两个，官宦人家为了光耀门庭区分贵贱，将门簪数量从两个增加到四个，数量与官品大小成正比。 　　为何传统民居(mínjū)在古建筑中留存稀少？官式(guānshì)(guānshì)建筑因其承载的(de)象征意义，在历代均享有制度化的维护保障。传统民居多采用就地取材的土木结构，其耐久性天然弱于(ruòyú)官式建筑的原材料。加之民居在使用过程中常常(chángcháng)受到居住者根据生活需求的拆建改造，或因居住地的变动民居本身遭到自然破坏或拆毁。因此目前我们能够见到的古建筑实物中，民居数量(shùliàng)远低于官式建筑数量。现存的民居建筑中，大多是清代，明代已不多见，因此始建于元代的姬氏民居才显得尤为珍贵。 　　这座(zhèzuò)跨越七个世纪的建筑，如同一部立体的典籍，让我们通过榫卯的咬合读懂祖先的生活智慧，在梁架的斑驳(bānbó)中触摸文明(wénmíng)印记。（摄影：人民网 卢鹏宇）